1955年，在全国军队进行授衔的那一年，有一部分原本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并未参与这次评定。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少数干部还是被列入了授衔名单，其中就包括了叶飞。作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核心将领之一，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的重要人物，叶飞曾担任兵团司令员，这样的履历本应使他顺理成章地获得军衔。然而，为什么他最终能在特殊情况下获得授衔呢？

回到土地革命时期，叶飞并没有一开始就投身于军队，而是承担了地方工作的责任。在红军主力转移的过程中，他坚守在根据地，专注于地方建设，并在新成立的部队中担任了重要的政治工作。在南方，他坚持在游击战的前线整整三年，这段时间的坚持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，也为后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叶飞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第六团，他从一名地方干部转变为军队的指挥官。接到任务后，他被派往苏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。叶飞的作战方针是通过不断的小胜利来逐步积累大的胜利，既可以鼓舞士气，又能积累战斗经验。尽管在这段历史中，他的部队也曾遭遇过失败，但随着经验的积累，他逐渐找到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办法，部队的战斗力也日益提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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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新四军的不断壮大，叶飞的部队也逐步发展壮大。到1939年，他与其他部队合编，组成了新四军挺进纵队，并担任了政委兼副司令员，参与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。随后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，叶飞被任命为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。在皖南事变之后，部队进行了统一改编，叶飞被任命为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兼政委，后来升任副师长，协助粟裕指挥作战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叶飞继续活跃在军队和地方的工作中。华中军区成立第一纵队时，他被任命为司令员，并随部队北上，前往东北地区。当部队到达山东时，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控制了海上交通，叶飞的部队被迫留在山东，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。之后，这支部队编入了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，并继续由叶飞担任司令员。

1947年初，华东野战军成立时，叶飞的部队并未更换番号，他继续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，并参与了许多关键战役。在解放战争结束后，随着全军的改编，叶飞被任命为第九纵队司令员，并在上海战役胜利后，带领部队进入福建，成功解放了福建全境。福建军区成立后，叶飞被任命为司令员，同时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等职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叶飞不仅继续肩负福建的军事任务，地方工作也成为他的重要职责之一。1954年，随着张鼎丞的调离，叶飞正式开始负责福建的党政军工作。1955年，根据当时的常规规定，已经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参与军衔评定。尽管叶飞依旧兼任一些军事职务，但由于他的主要精力已转向地方事务，按理说他应当不在授衔名单中。

然而，1955年，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向上级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》，建议对于那些与军队有历史渊源并且对某一地区有重大贡献的干部，叶飞等21人应当授予军衔。经过上级慎重考虑，最终决定将乌兰夫、赵尔陆、叶飞、谢富治、王恩茂等五位干部授予军衔，其余16人则不予授衔。

这五位干部的经历较为相似：在战争时期，他们在军队中担任要职，解放后，他们继续肩负军地双重职责，主要精力逐渐转向地方工作。除赵尔陆外，其他几位分别负责内蒙古、福建、云南和新疆的军政工作。随着战略需求的变化，1955年，内蒙古军区、昆明军区和新疆军区被升格为大军区。而到1956年，福建军区也升格为福州军区，成为十三个大军区之一。由于这些人物不仅担任大军区司令员，还兼任地方一把手职务，这为军地工作的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因此，他们的特殊情况最终使得他们有机会获得军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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